本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固有格局，也使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学彻底崩溃。这造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暂时空缺。于是，各种外来的、本土的学说思潮蜂拥并起，形成了类似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归纳起来，这些思潮又不外乎三种倾向，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派之间，互较长短，互动并进，而既有科学方法，又能回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化。
从客观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有跻身“主流”的机会，他们也都曾极力地把握这一机会。但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他们都没有成功。保守主义者注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希望通过对儒学自身的内部改造来重振儒学。但由于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存有偏见，对其精神实质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把“五四”为传统注入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内化于儒学之“体”中，因而也就无法从真正的意义上改造儒学，实现儒学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因之，儒学所固有的伦理实践功能也就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根基。自由主义者注重文化发展的超越性，希望通过引进西学，彻底打碎传统，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扫除障碍。但由于他们主张全盘西化，忽视了西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嫁接工作，所以，虽可兴盛一时，但同样不能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找到落脚点。
与此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始，就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政治、经济等作出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和互动中，他们一方面以开放的胸襟直面中外，一方面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古今。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种方法，既注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注重文化发展的超越性，而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同时还注重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而强调立足于现实。正是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我国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重视总结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磨合、锤炼。努力使之成为：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求实精神，又吸收了经学及经学之外各家思想中的怀疑、批判精神，更吸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转换出的科学精神的、不同于传统文化，又有传统文化基因；不同于外国文化，又有外国文化因素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新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剧烈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国，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根本原因。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号召，并指出这种建设是一种“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建设。站在世纪之交，这可以说是对本世纪中国主流文化的一次总结。它表明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传统文化格局，粉碎儒学之主流文化地位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已渐趋成熟，并有了纳川汇流的强劲之势。与此相适应，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总结、传承前辈学人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较量和互动中，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文化方略。这是对毛泽东“古今中外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古为今用”强调了文化的继承要以时代需要为前提；“洋为中用”强调了文化的会通要以本国国情为基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明确了“古今中外法”的内在机理。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可以说，这个文化方略概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这一伟大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在这种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将成为它吸收的对象，也都将有机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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